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缩表，以及中国央行收紧的货币政策。美国和中国这当今世界的两大经济引擎开始了新的“货币战争”。货币的收紧，回笼都体现出了发展本国经济的决心。
在这个各经济体愈加融合的世界，其实各国间的暗中较劲一直没有停息。当今世界，GDP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就只有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货币战争之后，将是暗中的制造业战争。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便提出了振兴美国的口号，美国制造公司逐渐回流美国；而在今年初的北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2017年工作重点当中，就包括了振兴制造业的目标。可见双方都是以本国制造业为目标，但是，在制造业角力中谁的表现会更出色？
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力量大增，然而在辉煌了十几年以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优势在逐渐丧失。据统计,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1995年涨了15倍。就中国的劳动力队伍而言，每小时收入现在已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且已达到较弱的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
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优势丧失的情况下，想要令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只能依靠其他的因素作为动力。除了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其他还有什么因素？
美国的经济学者罗伯特•戈登曾经表达了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忧虑，他认为，美国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经济高增速，是由于几个因素：首先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高，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技术创新的力量。
这几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带来了经济高增速。20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一直占据领头地位，即使是在1929-1933 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在全球总量 1/3 的水平。二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产业再次占据世界的半壁江山，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40%左右。
不过，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经济成绩靓丽的美国。戈登也表达了一种忧郁，他认为，鉴于目前的社会各方面基础已经非常完善，在20世纪初期那种大规模的基建、法律、创新的全面提升可能以后不会发生，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将会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美国过去的增长奇迹，或许无法复制。
这项研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里边，并没有“人口红利”这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基建、创新和制度。也就是说，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不再，那么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比拼，焦点也就是在于比拼以上叁个要素。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根据媒体的报道：
第一季中国经济表现让人刮目相看。所有宏观指标都优于预期，名义GDP增幅高达12%。首季的经济表现中，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就在于政府支持的基建投资，其增长为25%，高于住宅销售和出口贸易。基建投资增速创下自2014年第叁季以来最高。
不过，继续大搞基建能否持续还是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债务与GDP比率已升至260%，考虑到政府仍在依赖基建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政府债务还将继续上升。许多人认为这条路不可持续，最终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崩溃。
最重要的一点事，基建量非常大，但是方向是否能够为制造业和创新服务也存疑。众所周知，中国的基建一直是粗放型的“造桥修路”，缺少精工细作，如此，对于实体经济提升的帮助就有相对有限。
相信大家还记得，几年前北京暴雨造成的道路积水的事件。这其实就是暴露出基础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向问题，那就是搞了几十年基建，结果连最基本的城市路面和水渠系统建设也非常落后。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基建并不是过剩而恰恰是不足。
由于这种基建细节的不足，可能会造成基建投入虽然大，但对于改善社会环境，创造更好创新的基础帮助不大。如果社会的基建的效果不明显，也必将会拖累社会创新的进步。
当然，说到创新，中国在创新方面的着力程度，是非常明显的。
创新的基础，离不开科研。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统计，2006到2016年十年间中国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1.69万篇，占世界份额为12.8%，世界排名超过德国，由去年统计时的第4位前进到第3位。中国近2年间发表的论文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千分之一的国际热点论文为495篇，占世界总数的18.0%，世界排名进入到第3位。
论文数量大幅提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热点行业和学科里边，中国增速最高。根据日经新闻的报导：
中国在计算器科学与数学、化学、材料科学、工学4个领域排在首位。其中进步最快的是计算器科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所占的比例2000年时为3%，但2015年达到了21%。
在研究经费方面，2000年前后中国政府和公司合计投入5万亿日元左右，但到2014年迅速扩大到了38万亿日元，紧追美国的46万亿日元。
其实，只要对照社会上应届毕业生的起薪水平，就可以看到IT行业、材料这些科研的重点领域，行业的薪酬水品也相应较高。这也一定程度说明科技创新驱动对于新兴行业增长的提升作用。
然而，中国论文数量多并不能弥补论文质量的不足，在很多基础层的关键领域有待提高，这对于大数据红利之后的后深度学习时代而言非常重要。中国的科技巨头能够通过其专有平台获得海量数据和技术成果，但在创建一个标准统一、跨平台分享的数据友好型生态系统方面，中国仍落后于美国。
而且，这些创新是否大部分是产业的核心技术，能否带来直接的经济效果，依然存疑。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教学存在着知识和就业不匹配的问题。
据某机构的调查，超过一半以上职场人士认为所学专业知识对就业帮助有限，表示更期望大学以外的短期培训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就业市场技能。假如中国的科研与产业具有高匹配度，那么就不应该出现知识和市场无法匹配的局面。
可见，中国的创新和基建一样，虽然增速快，体量大，但很可能与市场匹配度并不高，对于制造业最终的帮助也会打不少折扣。
此外，制度上的比较，则中国与美国相比劣势较多。例如税收、各类成本和营商环境都需要进一步改善。如网上一篇文章指出的，中国成本高于美国的共计8项：
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从制度方面考虑，中国的政府政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经营一些业务的获准往往需要不断游说，这需要耗费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公司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作代表，美国是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最多，也花费最大力气打官司的国家，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公司不断的侵权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罗伯特•戈登的评价标准，从基建、创新、制度环境叁个标准来评价。可见在中美的制造业战争中，中国具有体量大规模大的优势，但是在细节上依然是延续着过去的粗放型的策略。巨大的基础体量能否在细部充分帮助到制造业，存在疑问。并且，在这个隐患以外还存在一个营商环境的天然劣势，这个问题目前是无解的。
中美之间的制造业之战，中国未来的获胜筹码，或许我们就只能寄望于更加市场化的创新和更精细的基础建设两方面。摒弃掉对于纯粹数量的追求，专注于细部，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
